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 2016年第18期

　基本案情

2016年3月，A省省委换届考察组在B市考察期间，将群众反映时任市委常委巫某某收受贿赂等问题的来信转给B市委，要求调查后书面报告，并由市委领导在报告上签名。随即，B市委安排市委组织部进行核实，工作人员调阅了资料，向有关部门和知情人作了了解，也约谈了巫某某。巫某某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全部予以否定，并向组织提交了书面材料。之后，B市委组织部又约谈被举报反映的“行贿人”张某。谈话前，张某与巫某某联系，巫告诉张：“这是正常的组织调查，没有什么事。”后B市委组织部用约半小时，与张某及其妻子共同谈话，二人均否认与巫某某的不正当经济交往。次日，B市委向A省省委换届考察组书面报告，认定反映巫某某问题均不属实，巫某某得以继续留任。3个月后，A省纪委立案审查巫某某严重违纪问题，查实巫某某收受张某及其他人贿赂230余万元。

分歧意见

　　讨论中，对巫某某的违纪行为如何定性，主要有两种意见：

　　第一种意见认为，按照新修订的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第五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，巫某某在组织调查群众举报其问题的过程中，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，掩盖事实，并与行贿人建立攻守同盟，属于对抗组织审查，违反了政治纪律。

　　第二种意见认为，按照《条例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，巫某某在组织进行谈话时，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，违反了组织纪律。

分析意见

　　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。《条例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和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有相似之处，都是不向组织如实陈述，但性质不同，区别明显。

　　首先，两种行为的发生条件不同。新修订的《条例》将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单列，作为违反政治纪律行为予以认定，体现了“党纪严于国法”的党内审查特色。这里的“审查”在主体、内容、程序上有严格的条件，不能简单地把任何组织了解情况都称之为“审查”。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则发生在组织谈话、函询阶段。纪检机关是调查处理违犯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行为的专门机关，如果党委组织部门在组织谈话中发现谈话对象涉嫌违纪的，应当及时将有关线索交由纪检机关，依照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》等规定，依纪进行初核、立案、调查、审理等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两者的发生条件并不仅以时间来区分，而要综合分析，对抗组织审查既可以发生在组织决定审查后，也可以发生在违纪行为实施后、组织决定审查前。

　　其次，两者的主观出发点和客观表现不同。对抗组织审查行为主观上是为组织审查设置障碍，达到逃避纪律处分的目的，是主动、积极地去谋求对抗，而不是简单、被动地否认，客观行为包括串供或者伪造、销毁证据，转移赃款赃物，阻止他人揭发检举，包庇同案人员等。《条例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“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，掩盖事实”的行为，是被审查人主动提供虚假的证据，意图诱导组织错误判断调查方向，达到逃避组织审查的目的。而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，主观上虽然也是为了回避追究纪律责任，但客观行为往往表现出被动、消极地否认，还不足以构成对组织审查的干扰和妨碍。

　　最后，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。对抗组织审查行为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侵害党的权威性，甚至在情节严重时有叛党的行为；而在组织谈话中不如实说明问题，没有履行对党忠诚老实的义务，妨碍的是组织工作的程序和要求，属于组织观念不强。实践中，不能轻易地将违反组织纪律，在组织进行谈话、函询时的不忠诚行为，认定为违反政治纪律的对抗组织审查性质。

　　本案中，Ｂ市委组织部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对巫某某的问题进行了解，得出举报失实的结论，这种调查核实的方式是组织谈话，不同于纪检机关的纪律审查，不能、也不至于让巫某某做出“对抗”的行为。虽然，张某在组织谈话前与巫某某进行了沟通，但内容较为模糊，不足以认定为订立攻守同盟的行为。综上，认定巫某某的行为是违反组织纪律较为准确。（张利东  安徽省纪委案件审理室供稿，本刊顾问组审定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