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春秋》是古代中国的儒家典籍，被列为“五经”之一，其以文辞精炼、寓意深远而享誉古今。相传《春秋》的作者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，在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就有记载“仲尼厄而做春秋”。《左传》相传为左丘明所作，是解释《春期》的一部史学名著。因其创作内容的相关性，后人把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合为一编称《春秋左传》。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，其在史学界的价值地位自不用赘述。然而其中的史实故事所蕴含的节俭、教育、民本、勤廉的官德思想，如今细细研读，仍是发人深省的警世恒言，给世人以醍醐灌顶之效。

　　《春秋左氏传·庄公二十四年》中写道：“俭，德之共也；侈，恶之大也。”意思是节俭，是德行中最大的美德；奢侈，是罪恶中最大的罪恶。此语是鲁庄公为了从齐国迎娶哀姜而大肆修饰宫庙时，鲁国大夫劝诫鲁庄公的一句话。在现在看来，作为一国君主的鲁庄公为迎娶国母而装潢宫殿本是人之常情，无可厚非。然而御孙能不畏王权，适时提醒鲁庄公勤俭的重要性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
　　由古思今，在中央严禁奢侈浪费，大力倡导勤俭节约之风时，从上到下应该牢固树立过“紧日子”的思想。然而在个别领导干部中享乐奢靡主义盛行，吃喝风气不减，高档酒店转战食堂会所；超标公车不除，公牌拿掉换私牌；奢华楼堂会所的建造依旧现在进行时，只是“败絮其外，金玉其中”。这些和中央规定“捉迷藏”、“躲 猫 猫”的行为一是因为个别领导干部的勤俭意识淡薄、价值观扭曲，二是因为身边缺个仗义执言，擅过“紧日子”的“好管家”。

　　《春秋左传·隐公三年》有云：“爱子，教之以义方，弗纳于邪。骄奢淫佚，所自邪也。四者之来，宠禄过也。”卫庄公宠爱庶子州吁，州吁骄横放纵，荒淫无度，引起臣民的怨怒，卫国大夫石碏挺身诤谏，劝诫卫庄公要约束管教好儿子州吁。这句话教导我们疼爱子女，应该用良好的道德规范和正确的道理去教育他们，不要让他们去接受那些邪恶的东西。骄横、奢侈、淫乱、放荡等恶习，都来自于邪恶不走正道，而之所以会造成骄奢淫逸这些恶习，是由于过分宠爱的缘故。

　　从“我爸是李刚”到“我爸是村长”，从徐韬提名被免、韩寒父女同日辞官到江中咏的一降到底，这些官二代的雷语、雷事折射出为官者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要性。子女教育是父母人生最重要的投资，领导干部更要算好这笔“经济账”，力求获得最大的“投资回报率”。毫无原则的溺爱、出格的纵容、依仗自身权势的庇护都会扩大投资风险，降低收益甚至损失惨重。只有爱之有道、教之有方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登上更高平台的“肩膀”，从而获得更大的成功。

　　在《春秋左传·庄公三十二年》中是这样阐述民本思想的：“国将兴，听于民；将亡，听于神。”表面的意思是国家将要兴起，听百姓的；国家将要灭亡，听神灵的。细细品读来和我们现在大力弘扬群众路线教育的核心不谋而合。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，能够贴近百姓，赢得民心、为民造福的执政者可以永葆事业的兴旺发达，脱离百姓的行为就是为政治的衰败而自掘坟墓。在社会主义改革进入深水期、攻坚期的今天，矛盾变化呈现出新的形式，我们更应给从分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，做到问政于民、问计于民、问需于民。

　　勤政、廉政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应具备的基本品质。在勤政方面，《春秋左传》中是这样阐释的。《襄公二十五年》中写道：“政如农功，日夜思之，思其始而成其终，朝夕而行之；行无越思，如农之有畔，其过鲜矣。”意思是：治理政务就像从事农业生产一样，要日日夜夜勤于思考，考虑它的开始，计划好它的进程，直到最后完成，并且天天要致力实施，要考虑好了再行动，不可贸然行事，就像干农活一样要先后有序地进行，这样，过失就少。廉政方面，《成公十七年》中齐国卜宰匡句须吉在赞扬齐国著名贤臣鲍叔牙的后裔鲍国时说道：“能与忠良，吉孰大焉。”就是要求为政者要能结交清廉、正直、贤明的忠良之士。

　　作为领导干部，勤廉两者要兼具，不可偏废一方。只勤不廉，最后的结果是做的多错的多。且看那些官 商 勾结、权钱交易的官员，有谁能说他们不勤？正是因为他们抛弃了廉洁这道准绳，才会想方设法的运用权力、玩弄权势，从而以权谋私，达到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后门相同，权力资本和金钱资本相互转化的目的。只廉不勤者亦有过，作为公务员，我们是人民的公仆，是公仆就要为人民服务。如果害怕抵制不住诱惑而在工作上摄手摄脚甚至袖手旁观，即使一生廉洁也只是个懒官、庸官。人民不需要两人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文人贤士，而需要勤廉双优、真抓实干、脚踏实地的人民公仆。

　　读罢《春秋左传》，不禁感叹其言辞之精炼、寓意之深远。寥寥数笔后埋藏的是千百年来为人所研读、思考、品鉴、学习、践行的为官治国方略。作为一名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公务员，须做到正人先正己，在读史思廉中培养高尚职业道德，在点滴工作中践行官德教育的核心思想。（梁继文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