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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包公形象看“清官梦”的文化内涵
2016-06-30 14:46     (点击: )

王运涛

(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开放教育学院)

王岐山同志在 2014113的《人民日报》撰文《反腐败是输不起的斗争》中指出:反腐败“要吸收中华民族修齐治平的文化营养。”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修身为首要,治国从治家开始。”“中华传统文化是伦理文化、责任文化,为国尽忠、在家尽孝,天经地义。”“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“八德”:孝悌忠信礼义廉耻。”这让我想起了一位家喻户晓的清官包公。包公作为公正的象征,始终为人民所崇拜,即使是法治社会,包公精神也会得到传扬。

一、包公何以成为家喻户晓的清官代表

1.包公成为家喻户晓的清官,与民间对包公形象的塑造有关。民间传说中的包公故事在流传中,有不少是其他官员的事情也附会到包公身上,包公便成为“箭垛式人物”[1](胡适《三侠五义序》)。民间把包公作为理想的清官,把他神化成“日间断阳,夜间断阴”的半神半人的形象。包公形象融会了民间的理想和希望,成了百姓的救星。从包公形象塑造过程中,我们可以体会到民众的企盼

2.包公成为家喻户晓的清官,与统治者奉行民本思想有关。传统的政治思想包含着民本思想,注重谋求民本实践。统治者实行民本思想的途径是要求官吏为政以德、体恤民众。在清官这个称谓产生前,史书将那些爱民如子的清廉官吏称为循吏。司马迁《史记循史列传》中说:“奉职循理,亦可以为治,何必威严哉?”[2]司马迁认为他们是“奉法循理之吏,不伐功矜能,百姓无称,亦无过行”[3](《太史公自序》),因此为他们作传。汉武帝后,这种以儒家思想规范和自身表率作用来教化百姓的循吏,得到更多的推崇。

3.包公成为家喻户晓的清官,与宋代把民本思想实践引入制度领域有关。历代官吏考课制度中要官吏体察民瘼,这个在宋代尤为突出。宋代对地方官的考察以七事考察监司:“一曰举官当否,二曰劝课农桑、增殖田畴,三曰户口增损,四曰兴利除害,五曰事失案察,六曰较正刑狱,七曰盗贼多寡。”[4]以四善、三最考守令:“德义有闻、清谨明著、公平可称、恪勤匪懈为四善;狱讼无冤、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,农桑垦殖、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,屏除奸盗、人获安处、振恤困穷、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。[5]可见封建时代,统治者也要官吏爱护百姓。我们知道,清官文化是在宋朝兴起的[6]。包拯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为了最有名的清官。

二、包公形象的文化内蕴

以包公为代表的清官所体现的伦理追求是以孝为本,犯颜直谏、秉公执法。具体来讲,集中表现在三点:

1.以孝为本是包公忠君的基础。孝是一个人立身的基本道德要求,是所有道德教化发生作用的原因。《孝经》中孔子的话说:“夫孝,德之本也,教之所由生也。”[7] “孝”不仅是正家的礼教,而且是治天下的法则,更是中国古代政治道德最基本的规范。所谓“忠臣出于孝子之门”,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倡行孝道的重要原因。孝在包拯身上体现得最充分。仁宗天圣五年(1027年),二十九岁的包拯考中进士,被授为大理评事,实职为建昌知县。当时包拯父母亲年事已高,包拯根据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的守道,要求在当地任职。但宋制规定任官回避当地,所以派包拯到与庐州毗邻的和州担任掌管矿税的官,但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,包拯就辞去官职,回家赡养老人。十年后才复出。对此,《别录》附诗一首:“年少说龙图,辞官登籍初。锦衣归故里,侍养十年余。”[8]为官后,包公对于那些忠顺之民特别关注,注重孝道的教育和宣传。

2.犯颜直谏是忠君的表现。清官的“忠”不是柔顺取容之道,而是一种弘毅的精神。曾子说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”(《论语秦伯》)孟子说: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谓大丈夫。”(《孟子滕文公下》)刚毅进取精神来源于儒家之道,因此对君王的忠应表现为忠言直谏。包拯敬佩、效法唐朝的魏征,自称“披沥肝胆,冒犯威严,不知忌讳,不避冤仇”。他对仁宗下令赦免的罪人,也敢于抵制,他专门给仁宗上《请绝内降》的奏折,指出凡是皇帝亲自下令赦免的罪人曾求得人情,走的后宫或宦官司的门路。

3. 秉公执法是忠君的根本。包拯在仁宗面前能表现忠勇,面对其他案件,自然能做到铁面无私、秉公执法。元包公戏大都写包公判断人命案件和解决家庭纠葛,如关汉卿的《鲁斋郎》、《蝴蝶梦》、李行道《灰阑记》、无名氏的《神奴儿》等。而《陈州粜米》则是直接描写包公与贪官污吏作斗争的戏曲,涉及重大社会问题。包公打算退居林下,摆脱官场是非恩怨的纠缠。当小别古从陈州赶到开封来向他告状,得知刘得中、杨金吾在陈州坑害百姓时,那种嫉恶如仇的斗志再度旺盛起来,毅然承担了为民除害的重任,决心“与那陈州百姓每分忧”。[9]为民请命的事情一般人们不敢做,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得罪了朝廷,葬送了自己的前程。因此这需要无私的勇气。而当平民遭受欺凌时,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,这时只有清官能为他们做主。而官场上,得罪了豪强的官员必然会处于四面楚歌之中,这更需要胆识。所以,中国古代老百姓从自身的立场出发,在塑造包公这一清官性格时,总是有意强调他的刚直不阿、摧抑豪强的个性。对此,高益荣先生在《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》中分析道:“从古到今,包公戏虽然千变万化,但都有一个共同主题,即包公是一种象征,象征着正义和公正。……艺术中的包公,实际上是老百姓心中的包公,包公形象已成为中华民族灵魂的一部分,同时也成了老百姓心灵的寄托。”[10]确实包公身上凝聚着中国民众对社会公正的向往,对清明政治的追求,对廉洁奉公的赞赏,以及对不畏权贵、不徇私枉法的崇拜。

三、清官光环下的暗影

1.清官文学发展到明清,出现了对清官之恶的反思。《喻世明言》中第十卷《滕大尹鬼断家私》中的滕大尹虽然为梅氏母子做主,却私吞了一坛黄金。《施公案》中的清官施世纶自小体弱多病,长相更是其貌不扬,被讥为“施不全”,明显带有揶揄意味。刘鹗在《老残游记》第四、五、六回中,揭露玉贤诬民为盗的罪恶,他“是个清官,办案也实在尽力,只是手太辣些。起初还办着几个强盗,后来强盗摸着他的脾气,这玉大人倒反做了强盗的兵器了”。[11]残害于朝栋一家令人发指,这种下流酷吏“守一府则一府伤,抚一省则一省残,宰天下则天下死”。[12]这种揭清官之恶应该是一种自主意识的觉醒,表现了对现实的思考。

2.在包公文学中,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包公的不足。包公断案往往凭直觉。《白塔巷》中闻妇人哭声半悲半喜,便料定有冤案,《龙骑龙背试梅花》中郑国材入监狱后手不释卷,包公断定:“此子决非谋财害命之徒,后日必有大用。”这固然是表示了他的明察,但是这种直觉有时并不可靠,如《万花楼》中对狄青的回护。这种断案的非逻辑化,也反映了古代文化在认知方面偏重于以直觉、整体的方法去认知世界的倾向。《百家公案》、《龙图公案》中,鬼神显灵、梦兆情节比比皆是,这些都为包公破案提供了极大方便。这些断案故事其实就是“片言折狱”的典型折射。这种“蓄成见而预定案”[13]的做法,不知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。这在《错斩崔宁》、《错勘赃》等公案小说中有很深刻的描写。

3.包公身上也有酷吏的影子。酷吏并非贪官,酷吏的本质是“刻深少恩”。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说:“民倍本多巧,奸轨弄法,善人不能化,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。作《酷吏列传》第六十二。”[14](司马迁《史记》卷一百三十)这就说明他们执法过程过于严苛,让人望而生畏。但司马迁并非否定酷吏,《史记酷吏列传》中:“昔天下之网尝密矣,然奸伪萌起,其极也,上下相遁,至于不振。当是之时,吏治若救火扬拂,非武健严酷,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言道德者,涨于职矣。”[15](《史记》卷一百二十二)其口气是赞扬的。在酷吏中不乏清官。秦汉以后,儒法合流,两者呈互补之势,在一些循吏、清官身上也有酷吏的影子,比如包公的铁面无私,“笑比黄河清”就是酷吏的性格。所以在包公文学中,不论是昏官庸吏,还是精明廉吏,都比较爱好用刑。殊不知,这种酷刑得来的结论并不可靠,钱锺书议论道:“严刑之下,能忍痛者不吐实,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。”[16]钱锺书《史记会考证》第三十五《李斯列传》)十八世纪意大利名著《罪恶与刑罚》论云:“酷刑最能使作恶而身强者免咎,无辜而体弱者服罪。”蒙田亦云:“刑讯不足考察真实,只可测验堪忍。”酷吏辈岂尽昧此理哉[17]。逼供信是必然造成冤狱无数!

四、教化清官与清官的教化

1.清官属于教化之吏,其本身所受教化十分重要。唐宋以后官员都是科举入仕,他们在做官之前,都要读圣贤书,以便成为“教化之吏”。如何培养人才,古代有识之士认为,学校的首要任务不是让他们学习谋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,应该提高品德修养,而不应把学生教育成追名逐利之徒。清代李绿园《歧路灯》以谭绍闻的人生经历,形象说明了这样的教育观念。谭绍闻的父亲谭孝移,学问醇厚,品行端方,他对教育子弟发表这样的看法:“子弟读书请先生,第一要品行端方,学问淹博。”[18]他反对专学八股,把培养人格放在首位。只有这样,才不辜负朝廷、圣贤重视教育的本意,因为实施教化,是国家政治的根本。由于入仕前接受儒家经典教育,士人步入仕途,追求的人生理想便是成圣的境界。“圣人”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,其次是“仁人”。“内圣外王”、“修齐治平”、“立德立功”便是这种追求的具体模式。

2.包公是典型的教化之吏,只是有时这个形象显得冷酷无情。由于程朱理学被封建统治者钦定为官方论理道德体系,包公身上的伦理色彩逐渐浓厚,包公成了“代圣立言”的维护封建礼教的忠实卫道士。明代童养中所撰传奇《胭脂记》中,包公对追求自由爱情的男女大加训斥,责郭华“不思量家乡父母,贪图女色”,骂月英“不守妇道”,说他们的爱情是“不正之事”,“有背乎圣言”。最后,包公虽判决二人成婚,也是出于对礼义的维护:“今已出乖弄丑,莫若与了那生成其匹配,一免损伤风化,二免玷辱先亡,三来此子不是久下之人,日后实有飞腾之路。”包公此举虽然没有到“以理杀人”的地步,但是让人感到肃杀。包公本是宋元以来的民众所创造的,也应该表现出批判礼教的思想,但是现在却反而被纳入到维持风化的体系当中,这正是大传统对小传统的改造。

综上所述,清官是士大夫们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理想。如明吕坤《呻吟语》中说:“治病要择良医,安民要择良吏。”[19]“居官有五要:休错问一件事,休屈打一个人,休妄费一分财,休轻劳一夫力,休苟取一文钱”。[20]当然,不少人在封建官场文化的熏陶下,改变了初衷,使得清官寥若晨星。正因为清官少,民众更加强了对他们的向往和依恋。作为公正的象征,包公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一部分,凝聚着是中华民族千年的“清官梦”。虽然元明清各个时代所呈现的包公形象有所变化,但是包公纠察奸诈、摧折豪强、清廉正直的主体性格始终没有变,最能代表中华民族对“清官梦”的祈求,通过包公形象的分析,可以看出“清官梦”的文化内涵。



[1] 胡适《中国章回小说考证•三侠五义序》上海书店1980年版,第393页。

[2] 司马迁《史记》中华书局2009年版,第3099页。

[3] 司马迁《史记》中华书局2009年版,第3317页。

[4] 脱脱等《宋史》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3839页。

[5] 脱脱等《宋史》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3839页。

[6] 李建明《论宋朝清官文化的兴起》,《社会科学家》2009年第四期。

[7] 李隆基注,刑昺疏《孝经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,第3页。

[8] 喻岳衡主编《孝十四孝图》,岳麓书社2006年版,第108页。

[9] 李建明《现实、戏谑与元包公戏<陈州粜米>的创新》,《贵州社会科学》2011年第11期,46-51.

[10] 高益荣《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371页。

[11] 刘鹗《老残游记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,第25页。

[12] 刘鹗《老残游记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,第42页。

[13] 钱锺书《管锥编》第一册,生活.读书.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,第536页。

[14] 司马迁《史记》中华书局2009年版,第3318页。

[15] 司马迁《史记》中华书局2009年版,第3131页。

[16] 钱锺书《管锥编》第一册,生.读书.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,第535页。

[17] 钱锺书《管锥编》第一册,生.读书.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,第536页。

[18] 李绿园著,栾星校注《歧路灯》(洛阳)中州书画社出版1981年版,第122页。

[19] 吕坤《呻吟语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,第281页。

[20] 吕坤《呻吟语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,第306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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